苏联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化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段时间内它成为金科玉律，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
汤一介并不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化解文明的冲突。晚清以降，人们更愿意从中西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而逐渐失去对其他文明体系的关注。
在这组有关中国解释学的文章里，魏晋时期学者们关于言象意这样的解释学理论创构的尝试给了汤一介很大的启示。汤一介是比较早与国外和中国港台学界有密切交往的学者，也是比较早接触海外和中国港台学者中国哲学研究著作的学者。汤一介一生中创办了许多学术实体，比如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北京什刹海书院等。从不同文明的关系角度，佛教的传入以及中国化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包容性。汤一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在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院的系列课题操心费神，不停息地思考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发展诸问题。
以研究解释学而著称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德荣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能否创建体现了汤一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慎重思考。1983年，汤一介去哈佛访学，包括李中华等在内的哲学系一些年轻教师开始筹划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张岱年和哲学系许多教授的支持。只不过自新文化运动和西学东渐以来，这全德说被西方传统哲学的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的二分概念更呆板地框定了。
儿子干了这种事，父亲为其子隐瞒）（《论语·子路》），不足以蔽仁，反是在护仁。[5]引自《孔子哲学思微》，第111页。真的知难而言讱者必求之于学。（《论语·子路》）敬鬼神而远之。
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阴阳来自于日（和月）的关系，而日在古代中国则是时的根源，而这时首先是浸透人的生存形态的天时，或季节、农时、时辰……所以，阴阳既可以指天之阴阳（月/日、暗/亮），地之阴阳（背阴/朝阳、下/上），又可以指人之阴阳（女/男、母/父），家畜之阴阳（牛/马、羊/狗），空间之阴阳（内/外、反/正、北/南），时间之阴阳（往/来、夜/昼、冬/夏）。
《齐谐》应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11]《二程遗书》，卷十七。（《论语·阳货》）对于孔子与儒家，爱首先是亲子之爱，[38]亦即亲慈、子孝、兄悌。敬这种神，就是以亲爱（亲子之爱）为大为源，以至诚通天通神，诚者天之道，故至诚如神。
你能想象一部言之凿凿的《易》吗？那不就成了现在流行的按生辰年月定星象、查命运的算命字典了吗？所以孔子讲：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对这一段，脂砚斋写道：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目未曾亲睹者。此意通《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
（《论语·八佾》）这样的神，不伤人（《老子·章六十》），而是泽福人。由此亦可见，知难是为仁的一个内在环节和必经阶段。
仁不能只靠遵循任何原则来达到，甚至为更高的精神原则而献身本身也不能算是仁。神对于孔子永远意味着在礼、乐、《易》、诗等技艺所引发出的情理时机中所体验到的神性，即所谓阴阳不测之为神、鼓之舞之以尽神、知几其神及至诚如神，[29]与西方的从本质上就高于人的唯一位格神不可同日而语。
仁如何与语言相关呢？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26]惠栋：《易汉学》卷七。这情理令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好一个‘推开。从后一种进路看来，以上关于仁的伦理总则说、现代忠恕说、爱之理说、同体说、同情推广说、无限智心说等，都忽视了《论语》说仁在根本处的丰富性、人生情境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方法上的非还原性。亲子之爱是一切美德和良善的根本，在其父攘羊的局面下就以证的方式舍去这种爱，去求硬性的、外在的直，这就是舍本逐末了。[18]译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Chinese People），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57—58页。
（《论语·阳货》）正是由于知难而好学具有如此关键微妙的地位，又是如此动态和反现成化，孔子将好学视为他自己最突出的特点（《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并只许与颜回（《论语·雍也·哀公问》）。（《论语·季氏》）由此而生出恭敬之心。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夫执中之训，肇于中天。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若能通过道德的实践而践仁，则仁体挺立，天道亦随之而挺立。
朱熹讲仁是爱之理，心之德，[12]而最有名的恐怕是程颢的同体说，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宋儒讲须要识得圣贤气象，[10]讲孔颜之乐，也知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论语·雍也》） 这样看来，仁绝非可以用普遍化方法把握、用概括和直言的方式一口说尽的观念原则。
但即便是它，也不是永不会出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人生中的活关系，并没有上帝与逻辑的保证，而只能靠人的实际活动在各种形势和时机中造就它、维护它。孔子作彖传，言时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卦。
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音乐是一种时间化、纯境域的艺术。
而一旦廓清了有关的形势，就会看到仁与艺的内在关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又由于我们的习惯思维与言语方式太容易坠入现成化和对象化的窠臼，所以，在此如履薄冰的艰难感受中，其言必讱。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30] 至于《春秋》，写二百四十二年的中华人间历史，却是一部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惨痛历史。
其实，这二进制不只是莱布尼兹意义上的，因为它里边还有二项相对相成这样一个为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极端重视的原则。所以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为父亲隐瞒。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仁也者》）将仁当作理、人当作物（身体）的二元化看法不仅过于松散，未见出仁与人、成仁与成人的相互内在需要，而且容易将这理变为与人欲对峙的天理，殊失孔子德色不二，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和《中庸》里讲的造端乎夫妇（章十二）的旨趣。）急得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
……中国人是将孔子当作中华文明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humanity）的类型，当作是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就如同欧洲人将会将伟大的歌德当作是欧洲文明所曾产生出的最完美的人或人性类型，或真实意义上的欧洲人一样。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有些动人之处，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